突然有一天，孙子开始抽搐，眼睛眨眨，越30秒，有时在地上打转圈，孙子奶奶把我叫出诊所，陪孙子检查一下病情。我安排了一下诊所的事情，再观察了一下孩子的脸色，灰色灰色的，只是嘴里没有吐白沫。

2016年3月6日，去县医院给孩子做了脑电图，然后在做头颅检查，花去一千多元，儿科大夫说是“脑震荡”，神经科医生说是“脑瘤”或“脑瘫”。儿科门诊挂有“癫痫专科”牌子，女大夫却说：“自己从来不治癫痫病，那是神经外科的事情。”3月8日去西安大医院，做了24小时脑谱电图，2岁的孙子哭闹不停，叫嚷着要回家。孩子的爸爸、妈妈在外打工，就这样折腾了一周，根据脑电图，诊断是“癫痫”用了安定，钙剂，抗癫痫光谱抗菌素合剂，效果难以保证。后来那位专家说:我们是综合医院，孩子的病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。我们医院仅作一般治疗。”后来又到了另一家民营医院住院治疗。白天躺在医院里，孩子熬不住，抱孩子去碧林公园看划船，去碑林动物园看豹子。孩子怎么还一惊一惊的，手里还有动作。在医院里，德国进口仓治疗仪，电帽子头温度仪，“十八般武艺都用遍了”，一位女专家最后建议在耳后动手术，我一下子拒绝了，在脑颅动手术，孩子的爸爸、妈妈都不在，在西安很少听到给患者动脑颅手术的。最后，又进行了肚体眼温差烧着术，孩子闹得很凶，用嘴在我胳膊上咬了一个深痕，晚上小便失禁，我的身体几乎泡在汪洋大海中。我给家里人打电话，问一问地方医保科医疗费报销情况，最后说，报销仅一次，百分之四十。出了西安城，已经4月了，我又联系了在北京的朋友，打问2004年开业的三博脑科医院情况，因为在北京进修医学时，知道有这么一所医院，在香山脚下，环境优美，集中有许多脑科方面的专家。朋友说，在重庆有三博脑科分院，在福建也有脑科分院，要我就近去治疗。我们这里在大西北，去重庆距离较近，去北京比较放心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三博脑科医院创立在前，分院建立在后，寻找源头，理清头绪，这是治病根本，不能本末倒置吧，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”已经是已经，反正是反正，钱也花了，路也行了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没有人一辈子不弯腰的，道歉，告别，庄重仪式感，都是要弯腰的。包括我在北京进修是的时候，我给老师鞠了一躬，鞠躬，乃一个动作，一种象征。

在香山脚下的三博脑科医院癫痫外科，一位姓黄的大夫接待了我们，态度和蔼，满脸微笑。年龄大了，忍耐度更大，孩子哭闹时把馍馍渣子溅到老者脸上，他没有生气，拉住孩子的手看了又看，排开孩子腿部扭一扭，转动到一定角度，问孩子：痛不痛?我站在检查医生的对面，给医生鞠了一躬，那位老医生毫不客气，又向我鞠了一躬，医患关系和谐融融。北京的春天有北京的风景，我从小诊所走出来，一路看风景，这里风景独好。香山脚下的医院为什么要在外地开设分院，骨子里有中国百姓健康事业的风景。中国有两千多个县，医生数量巨大，占有空间巨大，可是百姓为什么看病去大医院?在小县城看病，在百姓眼里那是“井蛙只见”，时间久了，大家希望找到真大夫治愈自己疾病。

鞠躬，一个动作，一个姿势，一个仪式，不要忘记，老百姓此乃衣食父母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