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胡光宙，今年73岁，大家都管我叫“老爷子”，得知三博长安医院发起了“我和三博的故事”征文活动，作为“老长安人”，我也想将我和三博长安医院的故事和大家分享，故事很长，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瞬间，但是它如微风细雨浸润了我这一生。

少年时 ，它是我另外一个家

1938年，重庆长安医院建立，同年，我的父母亲也从汉阳兵工厂的医院调任到长安医院，因为母亲是长安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，我便在长安医院的产房里呱呱落地，这是我与世界的初见，也是我和长安医院故事的开始。

作为医院双职工的孩子，长安医院于我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神圣殿堂，也像是我的另一个家，童年的很多假期时光都是在医院的走廊里度过的。

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了，只记得父亲、母亲总是很忙，不能陪我。有一次我在医院等我母亲，一个车间工人的手被工具打伤，划了很深很深的伤口，血一直流，场面很吓人，我看到一个医生在病人来了之后，迅速拿起碘酒给他消毒、缝针，面对血淋淋的场面，没有一刻迟疑和停顿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在我还不太成熟的的认知里，长安医院的医生就给我留下了“了不起”的印象。

中年时 ，它是我的牵挂

重庆有八个兵工厂，就像八个社会，有各自的体系，长安兵工厂就是其中一个，除了当知青去了外地2年，我从没有离开过“长安片区”。知青回来后，我成为了长安机器制造厂的一员，完成了从家属到员工的身份转变，成为了一名真真正正的“长安人”，这一干就是30多年，直到2010年退休。

如果说，小时候长安医院是父母的“孩子”，那长大后，长安医院便是我的“孩子”。在长安公司任职期间，因为负责基建管理，我看着医院门诊大楼、住院部逐步建成和完善，成为了一只羽翼丰满的“雄鹰”。

当年，长安医院的投入与发展一直是长安公司内部争议比较大的话题。当时总公司对我们的要求是抓军品生产主业，所以对后勤系统的投入争议比较大，每次都会成为办公会重要的讨论话题，但是最终也都顺利完成了对医院的各项建设。2014，重庆长安医院改制成为重庆三博长安医院，改制后的长安医院，明显感觉到在医疗水平、医疗设备上的提升。

这些关于长安医院的珍贵瞬间成为了我退休后美好的回忆，有些画面甚至还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播放。日子就这样安静平和的进行着，直到2年前。

老年时，它是我的保护伞

2021年我被检查出直肠癌，这一次生病，让我深切体会到长安医院在治疗技术上的精湛，在医患关系上的真情与温暖，也让我与长安医院建立了更深刻的情谊。

因为我身体一直比较健康，除了厂里每年的职工体检，平常自己很少检查。2021年年底，我发现自己排便出现了问题。老百姓讲“十男九痔”，我也就以为是痔疮，并没有引起重视。而后，在一次与长安医院周清院长、王忠平副院长的交谈中，他们都建议我做检查，不能大意。经过长安医院外二科彭吉玉主任、姚善华医生仔细检查和判断，我被诊断为直肠癌三期。

一说到看病，身边的老同学、朋友都给我介绍医生和医院，包括西南医院、大坪三院、新桥医院、重医附一院等等，都建议我到三甲医院去治疗。但从我自己的情感上讲，我还是愿意留在长安医院，除了方便以外，我也看到了长安医院这些年在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上的变化，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长安医院。

确诊时我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，癌变占位多，病灶位置比较偏下。外二科彭吉玉主任、姚善华医生，以及放疗科徐向升主任仔细研讨了我的病情，并结合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治疗方案，决定先通过放疗把病灶缩小，再通过手术切除病灶。2021年6月我顺利完成切除手术，在医生、护士的照料下，恢复的很快也很好。

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，从医生到护士都十分亲切，像家人一样，如沐春风，我很欣慰当时选择了长安医院，而期间发生的一件事，也更加证明了我的选择。

在做放疗的过程中，我遇到2个从外院到长安医院来做放疗的病友，一个来自西南医院，一个来自重医附一院。在病友之间交流时，有个病友讲道，她在上家医院住院，输完液后，发现留置针头没有贴好，她走到护士站想拿块胶带固定一下，没想到被护士一顿骂。后面听说长安医院也可以做放疗，并且放疗设备也很先进，她果断把上家医院的放疗疗程退了，选择了长安医院。

对我而言，到长安医院就像回家，见到这些医生护士就像见到家人一样，他们对患者的服务很温暖，很亲切，我想这也是1938年至今，长安医院一代一代的精神传承吧。

写在最后：胡光宙老人虽然经历过一次病痛折磨，但现在的他依然精神矍铄，思维清晰，谈吐清楚。说到医院往事，他印象深刻，娓娓道来。和大家聊完，他还顺手拿起了手边的笔，认认真真的在纸上画起了长安医院的变化，一边画一边给我们讲述。这幅“浓缩”的医院平面图没有鲜艳的色彩和流畅的线条，甚至有点草率，但是端端正正的每一笔都是胡光宙老人对重庆三博长安医院的深情，是他70余年的时光里抹不掉的记忆。

(文章由患者口述，重庆三博长安医院宣传部代笔)